那一年我十六岁，陈寄也十六岁。非常糟糕，我每天都想死。陈寄则不然，他每天顶撞老师，挑衅同学，在讨厌的课上睡觉，显得活泼而健康。更加糟糕的是，我们俩的成绩都还不错，所以这一点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后来陈寄告诉我他因此被母亲拉到医院检查多动症，当然，什么都没查出来。这是后话。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太熟悉。我当时在做一个研究课题，煞有介事地找同学做访谈。我赶时髦地做了一些性别研究相关的东西，所以我逮到了陈寄做研究。说实话，他的一些言论时常让我整个人从性别到性取向感到轻微地被冒犯，但是又不是被传统价值观侵袭的冒犯。所以他成为了我访谈名单上的必选项。

开始访谈前我准备了录音笔，陈寄的叙述相当地有逻辑，他确实很擅长辩论，我很喜欢他这一点；当然有的话语像是先有结论后补充过程的诡辩，我不喜欢这种内容服务于形式的东西。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一时半会找不到反驳他的理由；更何况我是采访人，我只能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追问。而终于，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出了真心话。

“你说的性别，性取向，都没有意义。”他往椅背上一靠，翘起椅子，阳光穿过背后高墙上的玻璃窗明晃晃地刺在他脸上，“所有东西都是被人类捏造的概念，一切东西都没有意义。”

我的手肘放在我们之间的方形木桌上，大拇指肚摩擦着桌底的粗糙的木刺。那个一直在的心里盘旋的问题脱口而出：“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那一年非常糟糕，我每天都想死，因为我不知道活着的意义什么，中年危机提前三十年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堂堂正正地嘲讽我这个不愁吃穿的现代人类的精神危机，亦或者是教导我青春期的激素水平变化足以导致精神病这一话题。在这样的精神刺激下，我觉得不想死的人都很蠢，可我的同龄人们都快乐的活着。陈寄不一样，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人，我想知道为什么。

“没有意义。”他说。

我的心脏疯狂跳动起来。我找到了一个同类。

“换个问法，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

“探索宇宙，或者追求化学极乐。”他脱口而出。

我当时想要站起来，越过桌子握住他的手。但是我只是说：“我也是。”

这足够了。

陈寄的椅子回到了地面上，他靠向桌子，整个人贴了过来，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我不喜欢和人对视，但是我强迫着自己，盯着他的眼睛。对峙了一会儿，他把目光收回，转而开始把玩桌上的录音笔，摩擦着每一个按钮，然后看着我。我没有阻止他，安静地看他想要做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应该录像，这样，如果我们中有任何一个人自杀，这段影像可以作为纪录片的素材。”

好主意。

摄影机是二手货，家庭手持式摄影机，用sd卡储存。画质不是我考虑的重点，内存才是。如果要同时拍摄两个人的话，需要用书本磊起来，放在上面，再把显示屏拧过来，看人物是否入画。我们没有三脚架，没有专业摄影机。我们只有一句玩笑话。同样根据这个约定，陈寄也得拍我。他有另外一台稍微新一些的摄影机。不过更多的时候他喜欢用手机拍摄，内容上传到云端。

其实这样的相处非常奇怪。在访谈前我们完全不熟，访谈后却成了彼此的传记专家。我不知道一部纪录片需要什么内容，所以我尽可能多拍摄素材。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整日待在陈寄的身边，时刻准备开机。相比起来，陈寄的拍摄更加轻松。他通常把手机夹在支架上，对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然后点击录制按钮，接着开始和我漫无目的地聊天。从评价老师的教学方式，到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拍摄如同无形的绳索捆住我们二人，我们被一英尺的麻绳拴住腰部，但又不能接触彼此的身体，留有礼貌的空间，完全复刻了行为艺术项目。尽管我们的行为本质就行为艺术项目。

陈寄喜欢拍摄我们讨论的样子。我喜欢拍他安静的样子。其实陈寄出人意料的安静。辩论之外的他多数时候戴着耳机听电子音乐，白色的头套式耳机，洪流般巨大的音量从海绵垫和耳朵的缝隙里泄露出来。我举着摄像机，他把耳机摘下来，挂在脖子上，校服的领口因此变得不在平整。他转过头来，盯着摄像机里的观众。“有什么好拍的？”他问。

陈寄会抽烟。学校禁烟，他就故意站在学校门口抽，把烟蒂丢在入口处保安室门口的地面上。我抽他的二手烟，举起摄像机拍他抽烟的行为。保安一定对此困惑不解，但是看到我举着摄像机，不好上前阻拦。一台小小的摄影机，给一切不合理的行为赋予了意义。他抽完了烟，丢在地上，没有踩灭；我的镜头追随者地上忽明忽暗的烟蒂。

我突然想：如果我没有在拍摄，他会在校门口抽烟吗？

有时候我觉得陈寄在对着镜头说话，而不是在对着我说话。当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会突然像是从一片死寂中活了过来一样，就好像中场休息的演员，只等待着“三，二，一，开机”便会重新回到表演的情绪里来。他说笑话，他大声背诵公式，他活泼得像是课上和老师对骂的那个陈寄。有的时候我忍不住提醒他，我们拍的是纪录片，不是电影，如果拍不出来他日常的状态，这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他却反驳，到底是日常的他更加像他，还是他希望成为的那个他更加像他？表演是否又是真实的一部分？我们对此争论不休。对于我自己的论点，我其实有些心虚，因为在此之前，我不是一个喜欢留下记录的人。日记也好，社交媒体也好，一切的记录都太刻意了，留有表演的成分。我最憎恶虚假。但是先在，在开始争论前，我会喊一句停，然后架起摄像机。

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痛苦是否应该被表达？若表达，观众是谁？我的伤疤在左手上臂。痛苦，无法被表达的痛苦，既然无法被表达，那么就不应该被表达出来，何故要在身体上留下刻痕？如果表达出来，为何要将其藏在如此隐蔽的位置，不愿被人发觉？坐在咨询室里，一轮又一轮地分析完毕后，我对着咨询师说，划痕的动机来源于自我表达的冲动；咨询师说，你可以写下来，画下来，给情绪一个出口。可是他找错了关键。

关键的关键在于：痛苦无法被描述。痛苦和存在无法分割，如同佛学将时间和存在绑定。我痛苦，我存在。

而陈寄的虎口常年贴着彩色的卡通创可贴。我曾经笑他在买创可贴上一定花了不少钱，因为他每过几天就得换一个。他不置可否。我的镜头也曾经对准他的创可贴，但是他从来没有将创可贴摘下来过。陈寄就是这样，表演出一副喧宾夺主大惊小怪的模样，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其下是什么。

我们的拍摄素材就这样堆积了两年，堆积在我的一张一张sd卡里和他不断扩容的云盘里。没有任何人去剪辑素材——我们就这样活到了毕业。如果所有的素材剪辑成电影，那么我sd卡应该能剪辑出脱口秀喜剧片，而他的云盘里应该能剪辑出默片：我不习惯在镜头面前说话，整整两年都是。而且我自认为自己对于拍摄这件事要比陈寄更加认真负责。所以要是我死在陈寄前头，那会很不划算的。

为了让这个计划更加公平，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邀请他来到我家里。我说，你把手机拿出来，对着我，录像。他照做。

我在镜头里对他说，把整个人都拍进去，他说好，后退两步。然后我开始解开衬衫的扣子。从领口到腰部到袖口，然后是皮带。陈寄问，还要继续拍吗。我说继续。我又说我没说停不许停。他说好。我把裤子脱掉，内衣脱掉。赤身裸体地站在他面前。陈寄的眼睛紧盯着屏幕，时不时手动对焦。我转了一圈，我的左手上臂外侧布满疤痕和增生，肋骨随着呼吸在如同篆刻般呈现在皮肤上。陈寄问，这种东西可以通过审核吗？他还看着屏幕。所以我盯着镜头露出一个笑容：

那很重要吗？

后来的大学，我们没有见过面。

再次见面是在研究所。他依旧外向，健谈，朝气蓬勃；我依旧内向，安静，死气沉沉。我们好像莫名其妙长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年人——一种拥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另外一种恨不得马上大隐隐于市。在我没有见到他的那几年里他变成了一个合格的社会意义上的男性，可以称兄道弟，可以在初次见面的时候正式地握手，即使是在非专业场合，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自己放置于社交的台面上，如同展销会上的商品。

研究所算是有一定的保密成分，我和他也不再一个课题组，能够碰面的时间除了偶然的整所的庆祝活动，就只有跑到阳台上抽烟的机会。当我偷偷从工位跑出来，在阳台上点着一支烟的时候，他从我身后闪出来，轻巧地迈着步伐，轻佻地掏出烟盒，单手打开，用嘴叼出一根，然后换到右手上。

“嘿，借个火。”他说。

我不相信他没有打火机。然而他凑上前，逼到我的面前，烟叼在嘴里，戳着我的烟上明灭的火花，烟灰被戳掉了一节，落在了他的连帽衫上；他深吸一口气，引燃了自己的烟；他过分的像一个没有完全社会化的高中生。

重申：我已经不再是抑郁的高中生。再次重申：我和陈寄已经不慎相熟，或者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传统意义上的熟悉过。但是当陈寄问“还拍吗？”的时候，我没有反问“拍什么？”而是说“好。”

好。

我们不再是16岁，没有了那种等某一人自杀后就剪出纪录片投到电影节的想法。更何况我们的生活和政治性质的保密沾了边，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见天日。我默契地没问陈寄拍摄的理由。

我和他忙里偷闲地在休息室喝咖啡，他笑我吃得太少，没有运动量。周末拽着我去郊区徒步。但是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选择的路径几乎是散步。陈寄举着GoPro镜头，看起来像是拍vlog的时髦游客。我在写着“禁止采摘”的牌子前停下，掐下告示牌下面长着的蒲公英。我对陈寄说真遗憾，他们并不会被告示牌保护。陈寄说：“等攒够首付，我想在郊区买套联排别墅。就像是示范区的样板房，带个小花园。”

我问：“然后呢？”

“结婚生子，周末带孩子来徒步。”他自嘲般地笑了，“还有什么选项？不过是像所有正常人那样生活。”

“你也可以选择将私人物品压缩到四个行李箱里。”我说，“如果房租涨价，我能在半天内打包好所有的行李出发。”

我以为我是更加擅长应对随机性的那个，陈寄说，他的手臂肌肉健硕，拿着GoPro也不会颤抖，如果换做是我，恐怕需要再加一个稳定器。你从小似乎就是那种有二十套备选方案的人。我确实有，我说，我的公寓里确实放了四个32寸的行李箱。如果你是蒲公英，就要随时做好被掐碎了落地发芽的准备。我的长发被漂成了白色，发尾被双氧水漂断了。如果我很在意头发的长度，应该去接发，但是我并不太在意这些。如同我不在意我的肉体在何处漂泊。何为自由，自由是成为自己的不动产。

陈寄长大了，这使得我愈发地需要包容他的观点，如同当年在访谈时的那样，我尽力做到公平，公正，去除自己的个人观点，去除自己尖锐的脾气。他也如被时间的水流冲刷的愈发平整，但是偶然的冒犯变成了淤青下的钝痛。他举着手机给我的演讲的排练拍摄录像。讲完后他兴奋地走上前来。嘿，要我说，你准能评上这次的最佳报告者奖。哦，很难说，我耸肩。为什么？上次我做了这种质量的报告就拿奖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的发型更像是搞艺术的，嗯，物理学的里的艺术家，不男不女的，印象不好。或许你应该让步一下，搞搞发型什么的，没那么重要。没那么重要？我们真应该把这段录下来，该死。

你说什么？陈寄问。

我是说，这是典型的顺男特权。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的存在方式？

过了两天，陈寄过来和我道歉，他说他注册了一个线上的性别研究课程。嘿，我笑着说，我不需要你的补偿性教育。“我们”这个词包括你。你有没有忘记？天，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是，我的陈寄去哪里了？别装了，你还举着手机拍摄，你还在这里。

他忽然咧开了嘴，眉头拧起，鼻子折叠，几乎是一个狰狞的表情，但是下一秒消失了。我还在这里。他说。

我还在这里。我每天要吃五种不同的药片。如果我们没有一人自杀的话，那我应该会因为肾衰竭死在陈寄前头。这是痛苦的仪式，我其实不认为化学物质能消解真正的痛苦，但是我依旧遵医嘱服用，每日献祭肾小球的仪式。我当着陈寄的面从铝箔板上把药物扣下来分装，我引导着他的镜头：这是周一，这是周二……这是时间。我觉得很滑稽，如果存在一名观众，那就需要用这种浅显的方式来证明我的存在。但是我并不认同这种符号系统，但是这是唯一能让人看懂的方式。万一陈寄那天辞职了要去当导演，那么这一段还可以当成刻奇的素材。从这一点上我还是相当体贴的，我给陈寄找了一条非常好的职业规划。

但是我知道陈寄不会偏离他的道路。如同我不会走到那条常人会走的路上去。我今年二十七岁了，我打耳洞，纹身，染发，抽烟，当研究助理，当精神病，看起来割裂的人生是我把我人生整合出的唯一出路。或许有一天我会自杀，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会把陈寄叫出来喝酒，然后对着镜头痛骂这个世界。我还是很喜欢陈寄，不管他如何使我感到钝痛，但是他能听懂我在说什么。我16岁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们若即若离，是拴在一根麻绳上的行为艺术家，这一点，我不会看错。

然后，陈寄自杀了。

他把留有所有录像的网盘账户和密码留给了我，然后，死了。

他的遗书给了父母，遗产当然也得交给父母处理。不过辨认遗体的是我。我拍了他太多次，所以就算他黏在研究所楼下的柏油路上我也能认出来。他们说这是由于精神疾病导致的死亡，他们说你其实很久之前就开始服用成瘾性药物，但是你藏得太好了，没有人发觉。他们说是因为社会给你的压力导致你的死亡，让你在幻觉中翻越了阳台，这点我认可。但是我知道，你的自杀计划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跨越了漫长的11年，终于给虚无主义交出了答卷。但是你藏得太好，我没发现。

嘿，陈寄，欢迎加入27岁俱乐部，你死了，但是我还得像杂草一样活着。很高兴你找到了你的出路，可是我很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