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诺我死前会把这个paro写出来的。

1931年的春天，我正在哥廷根攻读物理学。我被批准留学的文书上写满了报国志向云云，实际上我的灵魂早已被这片圣地勾走了。那正是物理学的黄金年代，天才和大师们的争论会与你擦肩而过，涌泉般喷射出新的发现和观念，路过的人也不免溅上一两滴甘露。我曾经因为强烈的求知欲压过了对于祖国的热爱而愧疚不已，但是很快这样的想法就被我忘个精光，且我并不以此为耻。不过即便如此，有些想法也是不便于轻易示人的。至少在哥廷根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中，这样的想法确确实实是大逆不道的。偶然的闲暇时刻，我会与他们谈论市局，有些人对于政治的兴趣显然超过了他们所钻研的学科。但是在这群人中，我发现了一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