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打车来疗养院的。当我报出⽬的地的时候，出租车司机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困惑，并且在路上花费了我平⽇⾥驾车来此处⼀倍的时间。我并不在意这些，⼀来，分配给我的⼩轿车已经归还了，我并没有⾃⼰驾车来疗养院的可能性；⼆来，我⼏乎没有乘坐过出租车，将来也不会再有机会，这对我来说是难得的体验。
我的个⼈物品不多，⼀个⾏李箱就能装下。⾐服不需要⾃⼰准备，疗养院有统⼀的病号服；锅碗瓢盆之类的⽣活⽤品也被留给了下
⼀任房客——下⼀位护理员，这样算来⾏李箱⾥的东西⼏乎和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样多。
当然也有例外。办理⼿续的时候护⼠强调了疗养院统⼀提供各种
⽤品便于消毒，我从表格上抬起头问她是否能留下我的西装。“就这⼀套。”我说。护⼠没有拒绝，但是她委婉地表⽰我或许没有机会穿着它。我点了点头。
西装是我刚刚成为护理员的时候购买的。扣除常规的吃穿⽤度，护理员的补贴并不剩多少。但是第⼀次拿到补贴的时候，我还是去买了⼀套对于我们这种⼈⼏乎算是奢侈品的⾐服。说是奢侈品是因为根本没有穿着的机会。护理员的着装要求：⼲净、整洁、柔和、便于⾏动，西装并不合适。但在农场的时候我就知道⼈们会在⼯作的时候穿着正装。护理员不算职业，但是我还是想要拥有⼀件。
之后我被安排到了⾃⼰的病房。床铺整整齐齐，另⼀侧的捐献者抬眼看了看又把头转回去了。我猜想这个床位两天前应该属于另⼀个捐献者，但是现在他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除了在某⼈⾝体⾥运
⾏的器官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包括床上的褶皱。我坐在床沿，忽然因为⽆所事事⽽感到不适了起来。护理员每周只有半天的休息时间，但那也⼏乎花在了补觉上。⾛进病房后你需要做⼀切私⼈化的服务，⽽不是现在这样沉默地坐在床头。
当捐献者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会拿出的我电脑让他挑⼀部⽚⼦。对于刚刚做完⼿术的捐献者，我通常会推荐电视剧，⽽对于将要进⾏第三次捐献的捐献者我只会展⽰⾃⼰的电影收藏。这个经验还是我从⾔诺那⾥总结⽽来的。
⾔诺是我照顾的第四个捐献者。长头发，⼤眼睛，因为⼿术导致的消瘦，⼤多数⼥性捐献者都是如此，但是⾔诺不同之处在于她的⽓质如同⼩鸟，很难想象到她还在学校时有哪⼀位⽼师（或者监护⼈）能管得住她。第⼆次捐献前的⼀天晚上她坚持要看完三部曲，某种程度上我有预感，所以我没有阻拦。第⼆天⼿术后他们给了我另外⼀个捐献者的信息，我不知道⼩鸟会飞向何⽅。
或许我现在可以给⾃⼰挑⼀部，或许可以是纪录⽚。
我盘腿坐在床上看到傍晚，对于我来说肆意地浪费时间向来是⼀种奢侈，但是从今往后我将会有⼤把的空余。我算好时间，我的护理员⼤约会在放⽚尾曲的时候进来。所以我在听到开门声的时候头都没抬。
“你在做什么？”这是常规的⾃我介绍之前冒出来的⼀句话，男性，
听上去意外地有活⼒，⽽且熟悉。“虚度光阴。”我回答。
他拖了⼀张椅⼦坐到我⾝旁。我合上电脑，这才发现了⼀张我再熟悉不过的脸——陈寄。
我和陈寄算不上什么关系。我和⾔诺可以算是启明学校的校友，和陆知明、⾔约他们算是同学，但是陈寄就很难定位了。⼗六岁那年我离开学校前往农场，然后在那⾥遇见了陈寄。我将农场的⽣活归纳为劳动、外出、恋爱还有闲聊。其中劳动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外出是所有⼈求之不得的⾃由，⽽在这期间⼏乎所有⼈都在谈恋爱——或者玩恋爱的游戏，除此之外的⼀切归为闲聊：诗歌、艺术、哲学、以及研究报告。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统统可以归结于此。和其他⼈不⼀样的是，陈寄关注与闲聊，那通常被认为是不重要的⼀部分。
陈寄是在我们之后的⼀周到达的。那个时候我放下⼿中的事物到农场的⼤门观察新来的⼈，于是我看到了刚刚下车的陈寄，头发乱糟糟的，看上去像是没睡醒的样⼦。⽽最与众不同的⼀点是他的⼿上提着⼀个⼤箱⼦。
对于启明学校的学⽣⽽⾔，⼀个装着个⼈收藏的箱⼦是稀松平常的东西，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意识到其他的复制⼈学校并不⿎励这样的⾏为——拍卖会这样的活动也仅仅存在于启明学校。在听我讲述启明学校的故事的时候，陈寄告诉我他的学校并不重视这些，说这话的时候他带上了羡慕的语⽓。但是他还是想⽅设法地搞到了⼀些收藏：书籍。启明学校有丰富的藏书供我们了解外界，但这⾥是农场，即使是缺了页的书籍也被我们视为珍宝。
后来我们在农场初冬的夜晚⾥试图指认星星，靠着⼀本带有很多折⾓的简易天⽂学指南。农场的职⼯以容易感冒为名义将我们赶回宿舍，陈寄笑着⽤胡诌的理由应付了回去，为我们争取了半个⼩时与星空独处的时间。那个晚上我们交换了第⼀个吻。
说到爱情，或者性⾏为，又或者或者类似的表达，我并不清楚我们是否确切地理解他们的含义。当我成为护理员后，我才真正的在⼯作的间隙触碰到了⼈类社会。复制⼈是⼈吗？⼀位媒体⼈尖锐地评论。他们是否有感情，是否会爱？我不知道。但是我翻遍了我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我没有看见爱的确切定义，我也没有看见⼈的确切定义。
但是⽤到爱这个字的场合相当普遍。⼗⼆岁之后爱情和性成为了我们⽣活中寻常的事物，不过不太受欢迎的学⽣常常被排除在绯闻之外。即便如此，我也并⾮没有被男孩和⼥孩们邀请过。只是⼀开始我还没有分清恋爱和做爱的具体区别，纯粹⾝体上的刺激也被逐渐厌倦，⽽当同学们的关系逐渐稳定下来后，被留下的少数⼈就基本上失去了进⼊关系的机会。我发⾃内⼼地祝福了⾔约和陆知明这对⼩情侣，然后主动退了这场游戏，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启明学校的藏书上——在我知道农场⾥并不会有图书馆之后。
我猜测陈寄也是这样，但他告诉我他没有见过图书馆。
陈寄还有很多缺少的东西，⽐如说研究报告。那是启明学校留给我们最后的遗产，⼀份最后的，⽆法提交的作业——后来我才知道它和图书馆⼀样，是启明学校的特⾊。在进⼊农场之前我们便被要求做⼀项研究，或者⼀个项⽬，然后写⼀篇与之相关的⽂章——严格来说并不能使⽤研究报告这个名字，但这是⼀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写作的时间当然是在毕业之后。陈寄对研究报告显得尤为好奇，最后列举了各种让他参与写作的好处试图说服我让他加⼊。我们为了是否可以把他的名字写⼊作者争辩了半天。
争辩是常有的，启明学校的学⽣常常会在空闲时聚集在⼀起闲聊，陈寄是为数不多加⼊我们的外校学⽣。⽤知识渊博这个词形容⼀名⼗六岁的复制⼈显然不太合适，但这是⼤多数⼈对他的评价。
我不知道这样的关系是否能称为爱情，⽽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和
陈寄的相处时间已经⽐⼤多数的情侣要长了——当然，也有我们两个都不怎么受集体欢迎的原因。⼗七岁那年我们尝试过更进⼀步的接触，但是在那之后没过多久，陈寄就提交了护理员的培训申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前申请，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辞⽽别。
之后他不出所料地考上了护理员。我在⼗⼋岁那年同样接受了培训，但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
直到现在。
我忽然很害怕他问⼀句为什么。“真巧啊。”我说。
“我申请的，看到了你的名字。”陈寄耸耸肩，“现在是下午，我本来想要不要给你带点吃的，但是看到时间后我改变了想法。不过说实话，你还真是优秀的护理员，你把我的活都⼲了，现在我⽆事可做。”我想他指的是我收拾好的⾏李，或者是我电脑⾥的电影，又或者两者兼有。
“谢谢你的恭维，我就当是夸奖了。可惜现在不是了。”我故意做出夸张的遗憾表情。
还没有进⾏第⼀次捐献的捐献者通常不需要护理，这个时间段护理员主要需要和捐献者尽快地熟悉起来，同时帮助捐献者进⾏捐献的⼼理准备。我的⾝份在各种意义上帮助陈寄免去了⼤部分常规⼯作，所以护理成了聊天。通常来讲这样的情形会让⼈感到尴尬，但是我们都太缺乏过去的声⾳了。
陈寄每周来这⾥我两次，因为还没有开始捐献，所以这更像是⽼朋友之间的拜访⽽不是照顾。有时候我们会溜到露台上吹冷风，看⼣阳缓缓落下，然后交换这些年来其他⼈的信息。和我们同届未成为护理员的学⽣⼤多已经不在⼈世，成为护理员的⼤多数也收到了第⼀次捐献的通知。我和陈寄算是少有的优秀护理员，有⼀定程度上选择捐献者的权⼒以及主动掌握何时结束护理员⽣涯的机会。陈寄半真半假地抱怨我抛弃了组织去做捐献者，我则以他当年突兀地离开农场为论据反唇相讥。
疗养院在郊区，也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看见我们，就好像农场和学校都在偏远的⾓落⾥⼀样，不过好处是这⾥可以看到星星。我曾经问陈寄能不能晚上留下来，但是他有⼀个刚刚完成第三次捐献的捐献者需要照顾过夜。
“等我进⾏第三次捐献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留下来？”我靠在露台的栏杆上这样问他。
“如果你不需要我照顾，那就不会了。”他笑着回答。
“可惜，如果我进⾏了第三次捐献，恐怕就不能在露台上待⼀整个晚上了。”我回答。
其实我很理解陈寄的处境，⽽我相信他也明⽩我的意思。在我当护理员的时候也很期待分配到⼀个刚刚开始捐献的捐献者，⾄少我能在⼀两个星期内获得⼀定程度上的放松。
在来到疗养院⼀周后，我收到了捐献通知书。
右臂，算是⼀个细想来合理却又算是意料之外的选项。通常捐献者第⼀次被要求捐献的是那些不那么重要的器官，⽐如说单侧肾脏，来确保捐献者在之后的捐献中的⽣存率。⽽对于状况快速恶化的捐献者则会被要求捐献⼀些更加重要的器官。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想到这快会失去完整的⾝体——⾄少是看起来。
这是⼀个还算不错的结果，我在电脑⾥这样写着，⾄少基本不会影响⾏动，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遗症。敲这句话的时候我尝试⽤左⼿输⼊，速度变慢了不少，且输⼊错误的概率很⾼。我决定珍惜我拥有右⼿的最后时光，不去勉强⾃⼰使⽤单⼿。
进⼊疗养院后我就失去了⾃⼰的通讯设备。我⽤疗养院的总机给陈寄打了个电话。
“你想要看我穿西装吗？”
陈寄听上去相当困惑，但是我还是听到他⼤⼤咧咧的回答。“啊？好啊，没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当上优秀护理员的。然后他问：“你需要我拍照吗？”
我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告诉他也不是不⾏。
然后我们有了最后⼀张完整的合影——如果说右臂是我必要的⼀部分的话。西装⼏乎是全新的，只是由于储存的原因多了些褶皱，⽽疗养院有没有熨烫的条件。于是我们就着这间皱皱巴巴的西装拍了张照⽚，然后对着照⽚笑到趴在地上。那⼀天的疗养院似乎都为这⼀件离奇的事情扰动起来——那些⾏动不便但还有些精⼒的捐献者们之间议论着着，陈寄和我难得地成为了⼋卦的主⾓，我对此相当后悔。
我没有想到的是，陈寄在我捐献前⼀天留在了疗养院。陈寄说他的那位捐献过三次的捐献者死于术后并发症，现在他暂时只有两名捐献者需要照顾。更何况，他说，所有的捐献者捐献的前⼀晚都有护理员陪护，难道你不想要我来吗？
我们聊了⼀个晚上，陈寄在病床边⽤椅⼦拼了⼀张临时床铺，我的那位室友——看上去不太好沟通，在我和捐献者逐渐熟悉起来的时候尚未和他说过⼀句——看上去有些厌烦。那天晚上我休息得很早，然⽽没有睡着。夜⾥我悄悄起床，站在洗⼿间的镜⼦前看着⾃⼰的影⼦。⼿臂的长度和⾝⾼有关，我想那个需要⼿臂移植的⼈⼤概和我差不多⾼。他，或者她是为什么失去了⾃⼰的⼿臂？这条拼接上去⼿臂看上去如何？
当我对着镜⼦胡思乱想的时候，洗⼿间的门被推开了，镜⼦⾥映出了陈寄的影⼦。我正观察着我的右⼿，不⽤陈寄开⼜，我就对他说：“我产⽣了⼀个问题。”
他难得⼀⾔不发，点点头⿎励我说下去。
“捐献是⼀件好事，不是吗？这个世界上需要⼀部分⼈为他⼈的幸福牺牲，我们是舍⽣饲虎的圣⼈。即使单纯从功利主义⾓度，将⽣命分给更有价值的⼈，这也是值得的。
“这个星期，我在想这条⼿臂会移植到怎么样的⼈⾝上。也许是⼀名医⽣，科学家，教师，警察……或者是某⼈的⽗母，某⼈的⼦⼥。这是多么正确的事情啊。
“但如果这是正确的，我又为何会感到痛苦呢？”
我隔着镜⼦的反射冲他笑了笑，转⾝从他⾯前经过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好了，太晚了，明天还要捐献。我去睡了。”
捐献后的第⼀个问题并⾮炎症反应或者创⼜的护理，⽽是⽇常⽣活的种种不便。我不是左撇⼦，所以⼏乎所有需要右⼿参与的精细活动都要重新学起，包括但不限于吃饭、刷⽛、穿⾐等等。⽐较尴尬的时刻还有洗澡，不管从防⽌创⼜感染还是惯⽤⼿缺失的⾓度，我都不适合⼀个⼈完成这项⼯作，但我还是坚持将⾃⼰锁在浴室⾥试图独⽴完成。陈寄在浴室门⼜很耐⼼地敲门，⼀遍⼀遍地重复医嘱。我在浴室⾥⼤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耐⼼了，然后听到他在浴室外⼤吼哪个护理员摊上了你这种捐献者都得变得有耐⼼。最后我在和套头衫的⽃争中认输，开门放他进来。
其次是幻肢痛，我不幸摊上了百分之五⼗的概率。每当不存在的右⼿开始出现针扎般的疼痛时，我就会和陈寄开玩笑说我的⼤脑显然⾮常想念我的右⼿，要不然为什么还要假装它存在呢？陈寄评价说⾃欺欺⼈可能是⼈类的本性。说这话的时候他反坐在椅⼦上，将饭盒从保温袋⾥拿出来。护理员时长会产⽣⽆⼒感——说到底，护理员只不过是能让捐献者看起来⽣活得好⼀些罢了，他们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不希望陈寄产⽣这种感受。可事实上，作为捐献者，我才意识到“好⼀点”多么重要。当你见识过正常⼈类社会的⽣机和繁荣后，疗养院就会显得过于压抑。倒不是说严格的门禁限制、⼿握最⾼权⼒的医⽣或者是疼痛——真正的原因是死亡。这⾥每⼀天都有⼈⾛向他们的终点。在我适应使⽤左⼿之前，我旁边的床位空了。那位没有交流过的捐献者死在了第四次捐献的术后反应中。我想我⼤概明⽩了对⽅始终⼀⾔不发的原因。当捐献者聚在⼀起的时候，我们聊医⽣、⼿术和后遗症，⽽只有在和陈寄聊天的时候，我才能谈到地层和宇宙，谈到超越我们⽣命的事物。这会让我短暂地从周围的环境⾥抽离出来。
陈寄提交了特殊申请，他描述了⼀名捐献了惯⽤⼿的捐献者需要⼤量的护理（⽽且具有极⾼的价值——可能还能捐献多次）。于是他
没有被分配到新的捐献者，他在我这⾥的时间变长了。我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剪短头发。我的发长不⾜以让我⽤单⼿扎头发，会造成不少没有必要的⿇烦。捐献前我曾经和陈寄聊到这件事情，他居然坚持希望我再考虑⼀下。“我可以帮你扎，我照顾过⼥性捐献者，”他说，“⽽且你也可以找别⼈帮忙，或者不扎起来也没问题。或者你可以选择将头发继续留长。”
“你还记的你为什么留长发吗？”他问。我当然记得。
⼗四岁之前我和启明学校所有的男孩⼀样留着短发。⽽当我在图书⾥看到⼀本有关世界各地不同风俗的书的时候，我看到了蓄发的男性的图⽚。我突发奇想——或者我也可以留长发。所以在下⼀个给男⽣准备的理发时间段⾥，我赖在教室⾥拒绝跟随其他⼈前往。
最后我们的监护⼈秦⽼师对此异常头痛。“你为什么不去剪头发？”她问。
“我想留长发。”我回答。“男⽣不能留长发。”
“为什么？”
“因为你是男⽣。”
“可是我想留长发，”我说，“留长发也不会危害我的健康。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不能为⾃⼰做选择呢？”
她沉默了⼀会⼉，然后说：“如果你想要做少数⼈，那么就可能不会⼤多数⼈接受。你可能会被欺负，会被瞧不起，会被议论，会被排斥。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我耸耸肩。“我本来就是。我接受这样的代价。”
我不知道到底是那句话触动了秦⽼师，最后她同意了。然后我留起了长发，开始学着扎辫⼦，然后习惯别⼈⾛过来和我攀谈，就是为了确认我的性别。
在农场时我曾经将这件事情告诉过陈寄。“好酷。”他这样评价整件事情的经过。
那个时候的陈寄有时像是控制不住⾃⼰的三岁⼩孩，尤其喜欢偶尔拽⼀把我的头发，幸好他没有真正的⽤⼒。我⼀度怀疑他把我当成了⼥孩，但是他坚决地否认了。“你就是你⾃⼰，李闻朝，仅此⽽已，没有其他答案。”
“⼀定还会有其他的李闻朝，”我习惯性地反驳，“他们不会只⽤原型克隆⼀个复制⼈的。”
陈寄摇头。“那不⼀样。”他说。
陈寄等着我的回答。
“也⾏。”我说，“希望我有⾜够的时间留长头发。”
头发⼤约⼀年⽣长⼗厘⽶，如果我能坚持到第四次捐献，那么⼤概还有机会能长三⼗厘⽶。真长那么长的话，还是太夸张了。
陈寄需要离开相当长的时间时会给我留下⼀本书，什么领域的都有，但是总体上都是我感兴趣的⽅⾯。不久后我就学会了窝在床上，⽤膝盖和左⼿压住书，并且保持⼀个相对⽐较舒服的姿势阅读。房间⾥迟迟没有调来新的捐献者，我可以毫⽆顾忌地看书看到深夜。
这些书——⼤多数是⾮虚构⽂本，来⾃于某图书馆。复制⼈没有⾝份证明，我不知道他通过什么途径借来的书本。⽽且可以看出，陈寄并没有认真看过其中的内容。有⼀次我不得不哭笑不得地向他指出，即使他再认为我有多么聪明，我也不可能看懂⼤学课本。只要他多看两眼内容就能知道这本书的内容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即使是启明学校，它给予学⽣们的更多也是良好的教养⽽⾮系统⽽丰富的知识。我接受过我最正规的科学培养恐怕是在护理员培训期间学到的医学知识，但是现在我绝对不想再了解这⽅⾯的任何信息。休养期间确实较为空闲。医⽣会⿎励你在疗养院的花园多活动，但是并不允许你在疗养院外过夜。在医⽣们看来，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补充营养，调节⼼情，将⾃⼰调整到最健康的状态。然后就是⼤⼤⼩⼩的体检。康复速度就是指标，医⽣们恨不得给每位捐献者打个分排名然后贴在公告栏上。但⼈⽣活的中⼼总不能是这些。在疗养院我认识了不少的捐献者，尤其是⼥孩⼦——主要是我在扎头发这件事上有求与他们的缘故。他们⼤多⽐我⼩很多，刚刚成年，让我不由得回忆起⾔诺。我发⾃内⼼地希望他们能够多捐献⼏次，倒不是成为光荣的优秀捐献者，⽽是希望他们不需要在某⼀次捐献前的晚上熬夜看完想要看的电影。他们应该有充裕的时间去完成⾃⼰想做的事情。
我忽然想起来，⾃⼰已经远远超过⾔约的年龄了。
那天晚上我告诉陈寄，我想继续完成我的研究项⽬。“因为好玩。”我对他这么解释。
陈寄在医院的厨房做饭，我擅长过烹饪，但如今只能跟在他旁边提供⼀些简单的帮助。“那么我还有机会参与写作吗？”他笑着问。我告诉他作者栏上⼀定会有他的名字。
我们把⾷物端回房间。吃饭的时候我问他是否知道⾔约的状况，
他摇了摇头。
“他好像没有成为护理员？我没有看到他的名字。”
“是的，只有陆知明当上了护理员。我想你⼀定很想知道他们的消息，但是你没有问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很容易摸清楚陈寄的想法，就像⼋年前⼀样。虽然现在他的⼼思更加难以捉摸，但是通过这⼀个多⽉的相处，我能⼤致了解。
“你离开后的⼀年，也就是我们在农场的最后⼀年，⾔约，陆知明，我都去参加了护理员培训。凭⼼⽽论，⾔约是我们之中最适合当护理员的⼀个，在学校的时候⽼师就这么评价他了。有责任⼼、耐⼼、善于沟通、更重要的是具有奉献精神，培训的时候也是学习得最认真的那⼀个。我们当时都认为他⼀定能通过测试。他也确实通过了。
“哦对了，我要补充⼀点。当时我们三⼈很幸运地分到了⼀个基地学习。当然，其实我觉得他们俩⽐我更加幸运，⼤多数情侣离开农场的时候就被分开，但是他们能够继续呆在⼀起，这⾜以让很多⼈嫉妒了。好在他们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常腻歪，不然⼀定会招来那些失恋的年轻⼈的指责。当然，他们私下如何我就不得⽽知了。
“我和陆知明也通过了测试。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那年参加护理员培训的学⽣特别多，通过率也意外的⾼。可是他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护理员。
“于是，基地当时采⽤了⼀个⾮常简单粗暴的⽅式：在通过测试的学⽣中。姓名⾸字母排在M以及之前的⼈被分配去当护理员，N以及之后的去做捐献者。这太荒唐了不是吗？刚刚从⾔约那⾥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我请他不要吓⼈，但是⾔约微笑着对我说，如果这是玩笑就太好了。那天陆知明哭了⼀场，⾔约安慰他可以之后来申请当他的护理员，再说，当捐献者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他原本就是为了捐献⽽⽣的。他还可以做⼀名优秀的捐献者。你可能不知道，⾔约特别爱哭，从⼩就这样。我不知道那天他是如何忍住的。
“后来我与他们分开了。在我打听到⾔约消息之前，陆知明抢先⼀步申请去照顾⾔约。那段时间我会尽量每个⽉抽时间去看望他们。然⽽⾔约最终也没有成为⼀名优秀的捐献者，他在第⼆次捐献中结束了。陆知明问我这是否就是命运——我们没有办法抵抗的命运。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在这之后我被调到了另⼀个城市。我听说陆知明接到了第⼀次捐献的通知。两年后我才有机会见到他，那时候他看起来不错，捐献没有给他留下太多外显的痕迹。我们谈到了⾔约。陆知明其实对于‘奉献’和‘牺牲’没有什么概念，他不像⾔约那样热爱那些压得⼈喘不过⽓的词语。然⽽陆知明告诉我，⾔约其实没有看上去那么乐于牺牲。但是⾔约觉得如果不这么认为的话，他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坐在病床上再⼀次问我，这是命运吗？始终挟裹着我们，不为我们的意志动摇的，是命运吗？我们是复制⼈，我们的价值⽣来就被规定为捐献，我们的爱情，我们的思想，我们做出的⼀切努⼒和命运相⽐都是⽆⼒的且毫⽆意义，是这样吗？
“我告诉他，你选择了⾔约，⾔约选择了你，这就是⼀切的意义。这就是我反复思考了两年后的答案。除了那些为数不多的⾃由选择之外，我们确实⼀⽆所有。
“在那次谈话之后，我再也没有陆知明确切的消息。有⼈说他进⾏了第四次捐献，有的⼈说他没有。但是五年过去了，⽆论如何，陆知明和⾔约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不知道那次谈话给陆知明带去了什么——我甚⾄不知道陆知明是否还信任作为护理员的我。”
我停下来喘了⼜⽓，陈寄盯着碗碟，似乎没有开⼜的意思，我就由着⾃⼰讲了下去。
“说到信任是我最近的总结。捐献者通常不能理解护理员，因为护理员不⽤每天⾯对⽣死，不⽤⾯对⼀眼就能看到尽头的时间，同样也不⽤⾯对⼿术后遗症以及器官的缺失造成的痛苦。所以护理员的安抚在捐献者看来通常都是苍⽩⽽⽆⼒的漂亮话。可惜捐献者之间由于⾝体的限制常常不能有⾜够的交流，他们唯⼀可能的倾诉者就是⾃⼰的护理员，缺乏理解的交流更加是令⼈痛苦的事物。
“捐献者也不能理解护理员⽇复⼀⽇奔波的劳累。劳累，或者说缺乏思考，这是能杀死⼈的东西。只有捐献者才有⼤笔思考的时间——当然这种思考也能杀死⼈。所以本质上捐献者和护理员都是相同的——捐献器官和时间。
“捐献者更不能理解我这种⾃愿来做捐献者的护理员——⼤多数⼈是没有机会当上护理员才成为捐献者的。但是我不介意，这种经历让我理解了更多以前⽆法理解的东西。
“所以到了现在，我才明⽩我当年的那句也算得上是某种程度上的漂亮话。”我⾃嘲般笑了笑，“我现在⼏乎不能说服⾃⼰去相信那句话了。”
“你瞧，我有时候就是会说⼀些乱七⼋糟的话。好了，吃饭。”
陈寄忽然抬起头看着我，神情看上去难得地严肃：“李闻朝，我想再试⼀试。”
“什么？”
“你可以做我男友吗？”
当我意识到他在说什么的时候，我⼏乎被他⽓笑了。“你在可怜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申请换⼀名护理员。”“我没有。”他否认道。
“你这样做很有意思吗？⼋年前不辞⽽别，⼋年后来申请做我的护理员，就是为了做这个？”
“不，这是我的选择。⽽且我想要知道你的选择。”他说，“但是，在这之前，让我为⾃⼰辩驳⼀次吧。”
“我还记得九年前的那个下午，你站在农场的门⼜看向我们这些新来的学⽣，我⼏乎第⼀眼就注意到了你。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对你的感受，⼀见如故？我觉得太轻。长久的相处并不⼀定能打破⼈与⼈之间的隔阂。启明学校是⼀盏灯塔，⼀个模范，象征着⼈道主义的极限。但是其他的学校就不是了。我应该说我的监护⼈的坏话吗？或许不应该，因为他们确确实实给予了我们照料，然⽽与此同时也有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理解的厌恶和冷漠。在注意到你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了你的学校——这不是说我是为了了解你的学校才接近你的意思。
“但启明学校真是个特别的地⽅。求知欲是被⿎励的，教养是被允许培养的，同学之间的关照是可以存在的。你说过你是不合群的怪⼩孩，但是即使这样你还是拥有⾔约和陆知明的友谊。在遇到你们之前我没有想到过这么多的可能性。我曾经因为书籍了解外界，了解到⼀个真实存在的鲜活的世界。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决⼼要活下去，因为只有活下去才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或许我本⾝没有意义，但是我能见证这个世界更多的精彩之处，那就⾜够了。
“如果说启明学校是最特别的学校，那么你就是其中最特别的那⼀个。如果⼀定要说的话——不应该是⼀见如故，⽽是同类。实在是太巧了，恐怕我这么多年的运⽓都花费在这件事上了，所以之前才会那么倒霉。不，不应该说是运⽓，是我选择了你，你也选择了我。
“我想到了未来。然⽽成为护理员就意味着和所有认识的⼈分离，包括你，尤其是当我们都成为护理员的情况下。但是如果不成为护理员，我就没有看见更多的机会了。我害怕继续相处会更加动摇我的决⼼，所以我命令⾃⼰先做了决定。
“直到我成为了护理员，我才知道活下去并不完全意味着看见。捐献者在捐献器官，护理员在捐献时间，反正都是⽣命的另⼀种称呼。复制⼈或者护理员，这个⾝份让我活在世界的表层，除了规律显⽽易见的⾃然科学知识，我⽆法触碰任何深层次的东西——除了你。
“……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
“所以，李闻朝，让我试⼀次，再试⼀次。”
我没有申请更换护理换。
这件事仿佛⾮常⾃然地发⽣了——就像是⼈活着⼀样⾃然，在外⼈看来到有⼏分⽔到渠成的意味，平静得像是在学校时⼀对相处愉快的朋友懵懵懂懂地想要越界那样，有着恋爱之实却做着和朋友⽆⼆的举动。我认识的那些⼩姑娘们对此叽叽喳喳地议论纷纷。然⽽说到底，我们已经过了那种为了爱情寻死觅活的年龄，所以不会有⼈们期待的轰轰烈烈的感情，也不会有奇迹。朋友也好，爱⼈也好，都是为了和这个乱七⼋糟的世界多增加⼀份联系，⽽不是只有简单的护理员与捐献者的关系。当我说到这⾥的时候陈寄玩味地停顿了⼀会⼉，然后说，这么说来成为你的爱⼈还能让我更好地完成护理员的⼯作，因为护理员，最重要的，是保证捐献者情绪稳定、⼼理健康嘛。如果只是照顾捐献者，护⼠也能做。爱⼈这个词太重，我捶了他⼀拳。
当我基本能够依赖左⼿⽣活的时候，陈寄分配到了新的捐献者，他变得忙碌起来。他们常常希望陈寄去照顾那些做过三次捐献的捐献者，因为这些捐献者的状态最差，脾⽓最坏，最重要的是⼏乎能够结成阴影的死亡⽇⽇笼罩在他们的头上，也盖住了他们的护理员。因此照顾这类捐献者最消耗护理员的⼼神。我曾经以为⾃⼰的承受能⼒不错，但是后来还是选择拒绝掉这样的捐献者。但陈寄，意外地，能够以⼀种轻松的态度⾯对这件差事，像是⼀件经久耐劳的消耗品。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他的⼀位捐献者刚刚在捐献中终结，但他的状态却像是什么都没有发⽣过似的。照这么下去，我都要怀疑他们会取消陈寄未来的捐献，然后让他⼀直负责照顾临终的捐献者——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的。
在此之后我开始着⼿于⾃⼰的研究报告。临近毕业前，启明学校的学⽣可以为⾃⼰选择⼀个研究课题，只要是感兴趣的，什么课题都可以。这份作业，严格来说，包含了从研究到实践⼀系列的内容，不过我怀疑没有⼈真正完成过。
疗养院是⼀个相当脱节的环境——不如说我们出⽣起⼀直在与现实社会脱节——缺少⼀切你能想到的便捷的通讯⼯具，但我需要⼀些参考资料。捐献者想要离开疗养院必须有护理员跟随，所以我问陈寄能不能带我去图书馆。于是他帮我申请了周三下午的外出。
这是陈寄的每周半天假期的时间。“你不休息的吗？”我问他。
陈寄笑嘻嘻地凑过来，⼏乎像是只蝴蝶那样围着我转了⼀圈。“和你再呆⼀起不算加班。”他说。
然后我告诉他我刚才联想到的⽐喻，只不过将蝴蝶换成了⼤扑棱蛾⼦。
于是周三中午，我坐上了陈寄的⼩轿车。这⼀次终于轮到我坐在副驾驶位上了。陈寄看上去⽐我更加兴奋，我这才发现他⼏乎将⾃⼰的车改造成了升级版的箱⼦，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甚⾄有被当做摆件的昆⾍标本。万⼀乘客害怕⾍⼦⼤概就要将它们藏起来了。
我喜欢图书馆，包括但不限于启明学校的图书馆。图书馆不会介意来访者是谁，他会毫⽆保留地接待每⼀个⼈。书架之间狭⼩的空隙⾜够将⼈埋进去，⽽书籍上的草稿、记号是另⼀层意义上的隐秘。换句话说，图书馆是⼀个⼈可以藏起来的地⽅，然⽽当我藏起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和世界失去联系，反⽽是从⼀个⾓落⾥偷窥，偷窥⽂字背后的世界，偷窥笔记之后的⼈，获得拼图以还原世界的全貌。陈寄曾经说我们这种⾏为可以称之为坐井观天，在⼀定程度上这是有道理的。
陈寄带我去的图书馆也是如此。某种程度上我的⾝体状况让我⼗分扎眼，但是不会有⼈不礼貌到盯着我看。我习惯性地靠在书架上，将书本同样按在书架上翻看。陈寄也许靠在对⾯，也许没有。星期三下午的图书馆⼈很少，这⽚狭⼩的区域成了我们不被打扰的空间。说道“我们的”是因为我们都可以⾃由地选择离开、进⼊与否，选择读什么，掠过什么，可以选择停留在此处。
翻页的时候我必须把书拎起来抖⼀抖。在我抖动第三本需要借⾛的书籍时，⼀张纸⽚掉了出来。我从地上拾起它，⼿写的，⼤概是便笺，泛黄，墨⽔有些扩散，看上去有些年头。我给你我空⽩的⼼/请在上⾯/写下你的希望。纸⽚上这么写着。我不知道这是给谁的留⾔，被疏忽或者故意地夹⼊了图书馆的书籍中，然后被我看见。忽然间我有了灵感，然后我感激地将我的灵感来源塞进了⼜袋⾥。
陈寄抬起头给了我⼀个困惑的眼神。我才注意到他即使在读书时也有⼀部分的眼睛在观察我。我⽤⼜型回答他：秘密，以后告诉你。
此后的每两个周三，我都能获得去图书馆的机会。⼿边的书籍换了⼀本又⼀本，陈寄在其他捐献者⾝上需要花的时间逐渐增长，当我独⾃⼀⼈时，我就打着写作的旗号把⾃⼰关在房间⾥看书，然后想办法写⼀点东西。我把这件事告诉陈寄，告诉他这是⼀个刚刚过时的冷笑话。
“因为疗养院⾥的其他⼈不认为写作是⼀件正经事，所以不构成‘打着旗号’的含义？”陈寄说。
“但是你知道它的意义所在。”我回答。
这个时候我坐在床沿上，陈寄很⾃然地坐到我⾝边，靠过来。我们相视⼀笑。
“你想要去看星星吗？”陈寄问，这也就是说他今晚打算留下来。然⽽可惜我们都忘了今天是阴天，所以我们只好挤在单⼈床上看电影。当我注意到时间已经晚了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关掉了电脑，然后把陈寄按进被窝。根据我做护理员的经验，这个时候他⽐我更需要休息。
陈寄委屈地靠在枕头上：“还没看完呢！打断观影体验是⾮常缺德
的事情。”
“以后再说。”我轻描淡写地回了他⼀句，“我警告你不要激发我的好奇⼼，不然我现在就回去看电影。不仅把这部看完，还要把续集也看了。”
陈寄⽴即从被⼦⾥弹了起来：“这不是更好吗？”数秒之后他又倒了下去，然后说：“算了，谢谢你啊。”
他把床头灯拉掉，然后把我也塞进了被⼦⾥，然后夸张地叹着⽓说：“唉，你总是说‘以后’、‘下次’。你想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都会做的。”死前都会做的，我这样想。但是我发现现在我说不出“死”这个字。明明我从不避讳。
陈寄似乎⼀时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数⼗秒后，我听到他转⾝⾯向我，然后说：“你真的很好玩，我是说，很有意思。和你相处就像是解谜⼀样——⽽且难度维持在我刚好能够解开的程度。我刚刚在想，要是能⼀直这样下去就好了。我不喜欢看到电影的结局，⼩说的结尾，因为这意味着我马上就得从梦境⾥醒来了，尤其是那些好的作品，因为……”
我吻上了他的嘴唇。
接下来的⽇⼦⼏乎都是阴⾬天，陈寄对此忿忿不平。说是忿忿不平是因为他假设世界是⼀台超级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管理员⼀定对他有意见，所以故意设置了坏天⽓阻碍我们的计划。我称其为陈寄式乐观，因为他给⾃⼰设置了⼀个可以声讨的对象。然⽽当我在这两周内收到转院通知的时候，我也加⼊了辱骂不存在的管理员的队伍。
转院，换⼀个城市，意味着即将到来的第⼆次捐献，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更换护理员。
⼏乎是同时，陈寄提交了调换城市的申请。这是件困难的事情，本质上是在赌他们今天的⼼情。更重要的是，频繁提交特殊申请意味着这是⼀个⿇烦的护理员，这会增加陈寄收到第⼀次捐献通知书的概率，这是我不希望发⽣的，然⽽我没有⽴场去说服他。
幸运地是，特殊申请的反馈很快就下来了，他们同意了。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个居住了多年的城市。
陈寄的⼩轿车停在疗养院门外，他帮我把⾏李搬进后备箱，我又像平时出门那样换上常服，这样我们看上去就像是做长途路线的两名普通青年。⼀名曾经帮我炸过头发的⼩姑娘跑出来送我。这个时候她刚刚做完第⼀次捐献，⾝上挂着单薄的病号服，⼀个⼈孤零零地站在⼤门的另⼀侧。我劝她早点回去，免得着凉，然⽽她摇了摇头，眼眶⾥似乎有泪⽔，我想她还尚未习惯告别。
⼤门尚未被关上，我和她之间隔着⼀道厚厚的由空⽓和⼀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组成的障碍。当我在车上最后⼀次望向她的时候，她依旧站在那道虚构的墙的后⾯朝我挥⼿，然⽽⼀步也不曾逾越。
陈寄突然说：“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按时赶到，他们不会介意的。”
“什么？”我问。
然后陈寄开车带我去了他的住处。
陈寄需要带⾛的东西基本上已经整理好了，但基本上家具以及各种⽤品还保持在原来的位置。护理员没有什么私⼈物品，⼤多数都是统⼀提供的配给。不过可以看出，陈寄做了⼀些⼩⼩的改动——⽐如说把家具调换个位置。我不知道其他护理员会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也喜欢这种⼩⼩的改动，这让它看上去更像是某⼈的住所，⽽不是千篇⼀律的落脚处。
这个时候已经接近黄昏，我们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材准备简单地做⼀顿晚餐。回去的路上有⼈向陈寄打招呼——⼤概他成功地将⾃⼰伪装成了普通的上班族——然后问我是不是他的朋友，或者亲戚⼀类。
我犹豫着，陈寄抢先回答：“男朋友。”
我们在这间马上就要更换住客的房⼦⾥过了夜，感想是疗养院的床真的⾮常硬——和陈寄的床⽐起来。陈寄说这是他另⼀个不愿意当捐献者的理由。我说⾄少捐献者⾄少有⼈照顾，不⽤⼯作，整体上来说⽐当护理员轻松。
陈寄笑着打趣问：“那要是我就喜欢照顾⼈呢？”我送了他⼀个⽩眼。“就你，得了吧。”我说。陈寄忽然问：“那你为什么要去做捐献者？”
我随⼜答到：“因为捐献是⼀件⾮常光荣的事情。”陈寄也学着我的样⼦翻了个⽩眼：“得了吧你。”我忍不住笑起来，说下次⼀定会告诉他的。
在单⼈床上挤两个成年⼈显得有些勉强，但是陈寄不愿意让我打地铺——他也不愿意⾃⼰从床上下去。半梦半醒间我听到陈寄说：“这就是那些⼈以前要模仿的⽣活？”
“谁？”
“农场。”他提醒道。
在农场的时候我们第⼀次有机会接触外界信息。电⼦设备在这个时候才算是进⼊了我们的世界。然后我们发现了⼀些细节——⼀些没有在常识课⾥提到的细节。也许书本⾥有，但这不如图像来得直观。于是我的那些同学们开始了模仿。⽐如说⼀些情侣之间的互动，⽐如说神⾊：那些能够让他们在外出的时候融⼊进⼈群的东西。没有⼈能幸免于这种吸引。
公寓很安静，隔着墙⼤约能听到蝉鸣和野猫的叫声，偶尔有⼀辆汽车驶过，但那也被隔绝得失了⽓势。空⽓中弥漫着温和的⽓味，与疗养院终⽇的消毒⽔味不同，更加像是启明学校宿舍⾥刚洗过的被⼦的味道。不同的是这⾥只有陈寄和我。或许这很像是我们当年想要模仿的——家。我以为陈寄会这么说。“我刚才忽然以为我们能⼀直待在这⾥，”陈寄说，“如果这样就好了。疗养院的床太硬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我最好的选择是假装⾃⼰没有听清楚他的话然后直接睡去。然⽽我却说：“是的。”
我感受到陈寄又朝着我躺着的位置挤了挤。
第⼆次捐献通知书和我在同⼀个时间抵达了疗养院。我看完通知书后选择将它藏了起来，陈寄对我的举动⾮常紧张，我只好以⾃⼰多年作为护理员的经验向他保证这次捐献的绝对不是什么⾮常重要的器官，⽽且即使在捐献后再让他知道具体的情况也不会影响护理⼯作。
我说谎了。陆知明曾经说过我完全不会撒谎，当说出与我⾃⼰都不相信的话语的时候，那表情⼏乎等同于在脸上写着“我在撒谎”。但这⼀次例外，我想我是在当护理员的期间学会说谎的，当⼀切情况变得糟糕起来的时候，护理员需要⿎舞捐献者，⿎舞的⽅式⼤多数都是说谎——或者是部分的实话。然⽽只要有所隐瞒或者故意误导都能算是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活在层层欺瞒之中，所以我想要说实话——⾄少是对陈寄，可是我做不到。
⼩肠，我需要捐献的器官，确实不是⾮常重要——如果是捐献出⼀截的话。然⽽这时部分的欺瞒：有两个⼈需要我的⼩肠，换句话说，我需要独⾃承担两个⼈的病症，然后缓慢地死去。我恐怕不能撑到第四次捐献。
我又想到了⾔诺。她在第⼆次捐献前⼀晚的时候在想什么呢？她是否真的清晰地知道⾃⼰未来的命运，然后能够坦然地接受？
李闻朝，这是⼀件好事，你应该接受它，我对⾃⼰这么说。我将会通过⼀次捐献拯救两个⼈的命运，就算我⾃⼰需要承担那些后果，但这就是复制⼈的使命。当我意识到我⾃⼰在想什么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要嘲笑⾃⼰。秦⽼师，我们的监护⼈，她在讲台上说，你们承担着⽆与伦⽐的使命，拯救他⼈，那是多少⼈渴望却又没有机会做到的
事情，你们应该为⾃⼰感到骄傲和⾃豪。然⽽⾔诺坐在病床上看向我，她问：“可是这⼀切真的有意义吗？”
稍微冷静了⼀些之后，我忽然觉得⾃⼰担⼼陈寄不能接受简直就是⽆稽之谈。本质上来说，是我在试图欺骗我⾃⼰。就算我从选择辞去护理员的⼯作开始，我就已经预料到又这么⼀天了。第四次捐献本来就少有⼈能做到，就算这⼀次不出现任何问题，我最多也不过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我还是不⾃觉的感到恐慌，就如同我假装未来⼀直存在⼀般。但是陈寄不同，他已经⾯对过多次死亡，我相信他能⽐我更加冷静地⾯对必然的现状。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
所以当我离开⼿术室的时候，我对陈寄说的第⼀句话是对不起。我本来预期我们可能会吵⼀架，或者他⽣⼏天的闷⽓之类，但是他冷静得过了头，许久之后我才在他的脸上读出了黯然，然后我才迟钝地意识到⾃⼰担⼼陈寄似乎确实是正确的选择。
如果我可以有选择捐献哪个器官的权⼒，那么消化系统的器官绝对是最次的选项。⾸先是腹泻，对此我不愿多提。在陈寄决定固技重施展推掉⼀两个捐献者来空出时间照顾我之前我就制⽌了他。
“再这样下去在我死后你会马上接到第⼀次捐献的通知——或许不⽤等到那个时候。”我说。
陈寄很意外地看着我，我想如果可以他⼀定会揍我⼀顿——据他所说他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常常⽤这个⽅法解决是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惜我现在是个病号，我笃定他不敢这么做。
“我乐意。”他说。“你确定？”我问。“确定。”
“但是我不确定。我是说我，不是说你。我不乐意。从多个⾓度来考虑，你留下时间来照顾我是⼀件⾮常不合理的举动，对于我们来说都有害⽽没有多少好处。对于你的坏处我就不重提了。⽽对于我的坏处，省去重复的部分，剩下的，你确定⼀定要我说出来么？”
陈寄露出了罕见的，不知所措的表情。⾝体僵硬，失去了正确安放⼿脚的能⼒。他楞了⼀会⼉，仿佛要开⼜反驳，或者提问。我只是静静地⾯带微笑地注视着他。他什么都没有说。
这个时候我还在依靠静脉输液补充营养，残存的消化系统⽆论如何努⼒都不能完成先前的⼯作——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承认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极限。然⽽，即使我早已明⽩⾃⼰将要在被病症摧毁之前捐献出有价值的⼀切，我想我也没有真正地接受这⼀现实。活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过多地思考终点，或者，更加准确地说，过早地假装⾃⼰死去，那么我真的会死。但是现在，不管是出于本能还是出于什么我⾃⼰也分辨不清楚的⼒量，我想要活下去。
想要活下去的第⼀步是要赶⾛陈寄，临时性地。我希望他记住我，但不是所有⽅⾯。减少我们相处的时间是⼀件残忍的事情，但是让他留下来更是。我不愿意让他看到我狼狈的⼀⾯。
我相信他可以理解。
在此之后陈寄恢复了拜访或者说探视的评率，疗养院有负责照顾捐献者的护⼠，细⼼、专业，美中不⾜是来⾃于普通⼈对于复制⼈的冷漠。我的⾏动⼏乎被限制在了病房内，条件允许的话我还可以折腾
⼀下研究报告。陈寄⼏乎隔⼀段时间都要说我消瘦了许多，我认为他
带上了夸张的成分，⾄少我⾃⼰并不这么觉得。
陈寄开始追问我为什么要做捐献者。在恍惚时我甚⾄会将其当做酸涩的指控，但是我更愿意认为他只是在询问⼀个缘由。我选择持续性地避⽽不谈。
这个问题我曾经问个⾔诺。⾔诺机灵、古怪，⽽且在那⼀批捐献者中年龄最⼩，有种⼩⼥孩的活泼。我了解到她甚⾄没有参加过护理员的培训——那样⾄少能推迟⼀年的捐献时间。⽽⾔诺既不是那种将捐献视为毕⽣使命的捐献者——负责的说，在这⽅⾯她算是启明教育失败的产物。可是⽐起其他教育失败的产物她又缺了些求⽣欲，然⽽她又能算是热爱⽣活的那种⼩姑娘。⽽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诺正在研究扫雷，她耸了耸肩说：“因为我怕考不过啦，我不是那种特别善于学习的⼈。”
“可是你甚⾄没有尝试⼀下。”我说，“如果你尝试过了，起码是有⼀定可能性的。你不会有任何损失。”
⾔诺⼀直盯着屏幕：“但是我更加害怕失去希望，我宁愿从来没有过任何希望。”
逃避现实有三种途径：写作，做梦，以及陈寄。在我状态还不稳定的时候我更愿意聊点别的，⽐如说学校。在那段时间，也许因为是疲倦——包括⾁体和精神上的的——陈寄显得较之前没有那么健谈。所以⼤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讲述。
然后我们聊到了谢惊虹。
谢惊虹，或者谢⽼师，监护⼈，都可以是他的称谓，但我偏好第⼀个。对于启明学校的学⽣来说，⽼师，或者监护⼈，似乎⼀开始就存在。冥冥之中似乎被默认为长久地存在于这个地⽅，没有过去，也不会有其余的未来，就好像启明学校⼀样，安宁且稳定。后来我知道这是他们称呼故乡的性质。但是谢惊虹不⼀样，他在我们⼗三岁的时候出现。那个时候⼤多数⽼师对于我们⽽⾔只有⼀个单字的姓代称，⽐如说秦⽼师。然⽽谢惊虹第⼀次出现在我们⾯前的时候，就在⿊板上写了三个⼤字——
谢惊虹。
⽼师当然可以有全名。就算没有⼈告诉过我这⼀点，我也可以⾃⼰推导出来。那个时候我还尚未发觉⾃⼰和他们之间确切的不同，但是⾄少，我可以敏锐地发觉出，谢惊虹和其他的监护⼈是不⼀样的。
谢惊虹从我们毕业后会前往的外⾯的世界来，在那之前我们从未离开启明学校，我们知道他曾经在外⾯的学校任教（不是我们这种学⽣）。他发现不了上课打盹的学⽣，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近视的缘故。通常情况下⽼师会很注意上课打盹的学⽣，因为这通常意味着睡眠不⾜，也就可能意味着利⽤睡眠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意味着潜在的健康威胁。谢惊虹花了⼀年时间记住这点。
但是谢惊虹是⼀个好⽼师——⾄少是⼀个严格的⽼师。在启明学校，最重要的是健康，其次是艺术。谢惊虹因此将艺术之外的课程统称为副科——⼀个她从外雇世界带来的全新名词。按照谢惊虹的话说，他就是这样的⼀个副科教师。然⽽他却似乎有额外的期待，就好像其他⼈对于我们能拿出优秀的作品，或者保持⾝体健康，将来可以做⼀个捐献四次的捐献者同样殷切的期望。
谢惊虹的课算是常识课的⼀部分。课上曾经提过纳粹德国的集中营。犹太⼈在集中营⾥遭受虐待。强迫劳动、极少的能量摄⼊，鞭打，恶劣的居住环境。讲到这⾥的时候，有同学问：“他们为什么不⾃杀呢？”
过去的记忆总是没有那么明晰，但我还是记得当时班上最调⽪的学⽣爬到桌上装出触碰铁丝⽹触电时抽搐的样⼦，于是⼤家哄堂⼤笑起来。谢惊虹显然被这种⽆动于衷惊吓到了，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对于启明中学的种种现象以及其被活动缘由有了⼀定的了解。好不容易容易稳定住⽓氛后他说：“确实有⼈这么做。”
“但是⼤多数⼈没有啊。”“是因为宗教原因吗？”“这种时候还会考虑宗教吗？”
“如果他们从⼩就将教义奉为必须遵守的原则也不是不可能。”
我注意到谢惊虹⼀直在⽤⼀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说不上是惊讶或者⽓氛，多年之后我猜想其中也许隐藏着⼀种奇异的忧愁。但是已经时隔多年，他的⾯容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了——连带着那个时刻的表情。
“因为想要死的话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都不需要⾃杀就会先被杀死。除了脱离痛苦之外死亡不会有任意义。”陈寄说。“⾄于忧愁——你不会觉得他认为我们的处境类似吧。”
我点了点头：“其实很有可能。”
谢惊虹⽀持我们的任何观点——或者说允许我们有任何观点。⽽他⾃⼰的观点也只是⾃⼰的观点并⾮标准答案。他认为关键点在于希望：这样的⽣活有⼀种结束的希望。对于活下来的⼈来说，这样的忍耐是值得的。
⽽我之所以下意识地认为那种表情是⼀种奇异的忧愁则源于⼀次对话。课后我常常会留下来，如果不是必要的情况下，我更加愿意⼀个⼈留在教室⾥⾯。我注意到谢惊虹也留了来。
“我能问你⼀些问题吗？”
“当然可以。”我说，疑⼼这位⽼师到底要问什么问题。谢惊虹斟酌了⽚刻：“你们⼀直清楚以后要做什么吗？”
“您指的是什么？”
“捐献。”他说。
“当然，我们从⼩就知道我们是为了捐献⽽⽣的。⼤多数⼈的梦想
都是做⼀名优秀的捐献者——我的同学们在作⽂⾥就是这么写的。”“可是你们知道捐献到底意味着什么吗？”谢惊虹忽然激动起来，
“意味着你们要在年纪轻轻——刚刚成年的时候就被摘除掉重要的器官，⼀个接着⼀个，不能拒绝、不能抵抗，忍受病痛的折磨，然后，在你们的⾝体再也⽀撑不了的时候死去。你们的⼈⽣早早就被定好了这样⼀条路，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性。这就是捐献。”
我平静地看着他⾝后的⿊板。“我们⼀直知道，⽼师。”我说。“这是常识。”
“然⽽这就意味着你们的⼈⽣⼏乎已经——⼏乎没有希望。李闻朝，你是我在这⾥见到得最有想法的学⽣，你应该能够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我多么希望你们这些孩⼦应该能像别的孩⼦那样去经历你们应该经历的东西，⽽不是被限制在这个⼩⼩的圈⼦⾥⾯，不能决定任何东西哪怕是⾃⼰的⾝体。”
“但是我们的付出可以挽救其他⼈的⽣命，”我说，“⽽且，我们从⼩到⼤本来就受到了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应该去帮助别⼈。”“这是学校教的话。”谢惊虹说，“但是我想听你的观点。告诉我你⾃⼰的看法吧……虽然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思考了⽚刻。“⼈总是要死的。”我说。
“希望我没有理解错误。”谢惊虹笑了笑，“哦对了，我辞职了，这个学期结束你们就不会见到我了。”
“其实我没有⾮常渴望捐献。”我耸了耸肩，谢惊虹显然是暗⽰我可以说⼀些不正确的话，“只不过我觉得这好像是⼀件应该的事情，⽽且我也有⾜够多的证据来证明这是合理的。这可能就是我们不能违背的教义。”
“所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陈寄问。“什么？”
“⼈都是要死的。”陈寄模仿着我的语⽓。
“就是字⾯意思，⼈总是要死的，⽆论是我们还是他们，总会有结束的⼀天。只是我们的终结来得早⼀些。他们也同样⽆法抵抗死亡。”“但是杀死我们的会是医⽣。”
“不⽌医⽣。还有患者、学校以及制定发明使⽤复制⼈的器官治疗疾病的⼈，还有我们⾃⼰。所有⼈。”
启明学校是⼀个很好的地⽅，每⼀个从启明学校毕业的学⽣⼏乎都会这么认为，尤其是当他们与来⾃其他区域的复制⼈相遇的时候更会发⾃内⼼地认同这⼀观点。启明学校是⼀块标牌，⼀个典范，⼀段关于⼈道主义的传说。它的学⽣有知识，教养，有坚韧的品格，乐于奉献——最重要来⾃启明学校学⽣的艺术品的是可以作为⽀持复制⼈拥有灵魂的有⼒论据。启明学校⿎励艺术创作，我们的画作和诗歌会被送⾛展⽰，很可惜我并不精于此道，我也不明⽩为什么艺术品就能证明灵魂。
启明学校同样教会了他的学⽣们捐献的意义。捐献是合理的，因为它能帮助更多的⼈健康的⽣活下去，因为它给了我们成为英雄的机会，因为我们被整个社会所养育，所以我们理所应当拿出⼀切作为回报。启明学校这个概念涵盖了⽼师、同学、宿舍、图书馆，⼀切正⾯的积极的含义。对于孩⼦⽽⾔，这就代表了它所包含的其余的⼀切也是正确的、积极的——⽐如说捐献。
所以启明学校的学⽣乐于捐献，在我照顾过的捐献者⾥，捐献者通常会因为病痛⽽低落，产⽣恐惧，即便他们也会认为捐献是必要的，然⽽启明学校的学⽣却能把痛苦作为牺牲看待。
当然也会有产⽣质疑的⼈，⽐如⾔诺。我说过⾔诺⼀定是⼀个相当让⼈头疼的学⽣，她拒绝接受捐献是⼀种牺牲的理论，⾔之凿凿，认为捐献就是⼀种伤害，⽽去当护理员则是通过另⼀种⽅式做出不必要的奉献。她说她讲过太多⼼⼒憔悴的护理员——包括我。她说她能从我⾝上看到⼀种我⾃⼰都没有意识到的疲惫。“你并没有多少属于⾃⼰的时间对吧？”⾔诺说，“这就是护理员的问题，看上去好像是推迟了捐献，实际上是让你们多捐献了⼀些东西：时间。我拥有的已经太少了，所以我希望这些东西都属于我⾃⼰。”
即便如此，在她的最后⼀次捐献的前⼀晚，看完电影的时候，⾔诺忽然对我说：“其实我也没有完全觉得捐献是⼀件不好的事情——⾄少我救了别⼈的命对吧。”她笑了⼀声，我不知道是慰藉的笑，还是苦笑亦或是讽刺。“也可以当做是⾃我安慰吧。我不知道。我常常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或许我不应该抵抗启明学校教会我的东西，那好像本来就应该是我的⼀部分。”
如果这是⼀部⼩说，那么⾔诺的这番⾔论应该是她对我说的最后⼀句话。然⽽⽣活不是戏剧，结尾远没有那么精彩，让⼈难忘。她对我说的最后⼀句话是：“我过去了。”
然后她跟着医⽣⾛进了⼿术室。我在想有没有⼈会记住她。
“你记住了她，⽽且我现在也知道了。”陈寄说。我问：“如果是你，你想要被记住吗？”
他沉默了⼀会⼉。“我不在乎。”他说。
我挑了挑眉⽑，陈寄起⾝帮我换输液瓶。“这段时间我其实想要带你出去，但是医⽣不允许。”他换个个轻快的语⽓。
“医⽣还说我很快就可以直接进⾷了。”我假装不屑地翻了个⽩眼，“我又不是瓷娃娃。”
“好的，营养不良免疫⼒低下低⾎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陈寄还是没有给我争取到离开疗养院的机会，我说他这是在给我写⽂章争取时间。第⼆次捐献后我真正能集中精⼒的时间剧烈下降，多半的时间都花在了康复上——或者说我有了充⾜的思考的时间（虽然状态不如⼈意）。⽽我有了强烈的完成它的想法，不是说使命或者某种指责，仅仅只是想要这么做⽽已。⽽陈寄对于我写作的内容依旧⼀⽆所知，好⼏次他想要打听我到底写了什么内容的时候都被我转移
⾛了话题，只是告诉他作者栏上⼀定会有他的名字。“可是我完全没有参与写作啊？”陈寄问。
你有。我这样说，你参与了，但是如何参与——这是个秘密，是⼀个惊喜，你很快就会知道的。很快。
很快我获得了进⾷的能⼒，然⽽其余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我依旧需要依赖于静脉输液。去稍远⼀些的地⽅都难以实⾏，所以我再去陈寄那⾥过夜的想法落了空。另外落空的是去拜访朋友的计划，这个计划在我的脑⼦将他提出的时候已经基本被否决了，但我依旧认真的思考了⼀下，我发觉我认识的⼈⾥真的只有陈寄活着了。毕竟我的朋友不多，⽽作为护理员我又送⾛了⼀位又⼀位捐献者。
我忍不住想在我死后陈寄会如何⽣活——我当然⽆需担⼼这些。因为陈寄想要见到更多新的东西，他永远热爱这个世界，所以他能够⼀直⽣活下去，直到哪天他们想要终结他。⽽孤独——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都习惯了孤独，从⼩就是。更何况他曾经不辞⽽别过，这⼀次我⾄少是有预⽰的。好在陈寄没有表现出哀伤，因为我想不出圆满的解决⽅案。他在我这⾥能够停留的时间变多了，这是他照顾的捐献者⼈数变少的缘由，⽽这⼀次并⾮他主动申请的结果。
捐献者——尤其是来⾃启明学校的捐献者喜欢回忆过去的⼀切，尤其是当他们⾝体虚弱，难以⽣存的时候。在我看来这是脱离现状的⼀种⼿段。他们的过去⼤多数是学校⾥的记忆，⽽因为有我这么⼀位校友在，所以回忆变得轻松愉快。⽽对于我来说更加清晰的回忆是我照顾过的捐献者们。我曾经看着很多⼈死去，也听说过很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的经验对于我⼏乎毫⽆⽤处。死亡是什么？秦⽼师说过，死亡是平静，永恒的安宁，睡着了。当我们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会进⼊长久睡眠之中。
“会感到⽆聊吗？”年幼的我问。
“不会，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也不会有⽆聊这种情绪存在。”我忽然想到⼀个严肃的问题：“那么我还存在吗？”
她显然没有理解我的问题：“当然不存在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死了呀。”
复制⼈喜欢将⽤终结这个词代替死亡。终结就是结束了，没有了。很快我就会迎来我的终结——⼤约是在我的状态恢复稳定后的不久，那样就符合捐献的条件了。当然也有可能要等到更久之后。我能感受到我的⾝体逐渐地好转，同时也意味着逐渐的死亡——如果⽣命是沙漏的话我应当能听见最后⼏颗砂砾搁着玻璃发出的黯哑的沙沙声。
“我要死了。”我对陈寄说。多年来第⼀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这个事实。
我没有看着他，我也不想看着他。这个问题是⼀个早就应该被解决的问题。死亡是⼀件⾮常正常的事情，是⼀个⾃然现象，是必然发⽣的事件。但是。
“别对我⽤那⼀套安慰⼈的说辞，我⽐你熟悉，别忘了我之前也是优秀护理员。”我说，“我只是没有准备好⽽已，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算是准备好。”
我感受到了床铺凹陷的改变，陈寄靠过来了⼀些，紧贴着我坐在旁边。
“我本来以为我对此毫不在意，但是现在我有些不想死了。”
陈寄做了⼀个出乎我意料的举动：他从⾝侧轻轻地，缓慢地抱住
了我，把我拉进了他的怀⾥。“我在呢。”他说。
我忽然感到⼀阵不可抑制的愤怒⽤上了⼼头。这不公平，我想——很显然这个时候我已经忘了公平的意思——为什么我⼀定要⾯对第三次捐献？为什么这样的⽣活不能持续下去？为什么我和陈寄终究且⼀定要分离呢？为什么我⼀定要准备好去死呢？当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已经拽着陈寄⾐袖，将头埋在他的肩窝⾥，因为不知名的情绪颤抖着。我发现我的眼泪浸湿了他的⾐物。⽽陈寄只是抱着我，听我抽泣着，含糊不清地问⾃⼰能不能拒绝捐献，问他是否能真的不会离开。我不需要答案，我甚⾄不知道⾃⼰到底在向谁提问。
⽚刻之后我冷静了下来，⼏组深呼吸并不能平复混乱的呼吸节奏，陈寄给我递了张纸⼱，我接过来简单的擦拭了⼀下泪痕。“我没控制好，当我没说。”我尽量压平了声⾳。
陈寄捏了捏的我⼿，这是他惯有的安慰⼈的动作。“你想去做点别的什么事情吗？”
这只能算是⼀个⼩⼩的插曲，我确实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依旧不能离开疗养院，然⽽陈寄还是想办法弄出了很多特别的事件。陈寄⼀开始提出想看我穿西装。我们把那件没穿过其次的服装从我为数不多的私⼈物品⾥翻出来。穿上的时候显然已经不合⾝了——除去不复存在的右臂之外，我没有想到⼈居然可以消瘦到这个程度，我先前并没有注意过。所以在陈寄提出拍照的想法的瞬间就，我就⽴即制⽌了他。现在可以做到将电脑带离到有⽹络信号的地⽅添加影⽚的⼈变成了陈寄，因此我的电脑⾥多了⼏部纪录⽚——这是不离开疗养院⽽了解这世界的最佳⽅案。我开始像往常那样探寻陈寄的过往，或者现在我仍然不了解的内容。我很好奇他是如何做到长期照顾捐献过三次的捐献者⽽不⾄于精神崩溃的。
“正常处理。”陈寄想了想说，“把⾃⼰当场⼀台护理机器就可以了。不产⽣任何情感”
我在这⾥不得不改变的我的写作⽅式，因为来不及了。
你看到这⾥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死了（也有可能在捐献的过程中，不过结果都是相同的，你⼤可以把两者看作同⼀件事）。
陈寄，很抱歉我⾮常强硬地拒绝了你带我离开这⾥的建议。我记
得三天前的晚上你忽然对我说，我们离开这⾥吧。那天我刚刚收到捐献的通知。我的本体情况危急，急需⼀颗健康的⼼脏，所以捐献被匆匆决定了——只有本体遇到危险才会有这样紧急的通知。⽽我们找到的天⽓合适的观星时间恰巧在捐献确定的⽇期之后。我其实听到你之前在病房外和医⽣争吵，甚⾄只是恳求宽限⼏天时间，然后被拒绝。其实我都知道。
然⽽我不得不重申我的⾝体条件让我离开疗养院后根本⽆法⽣存，也许能够陪你看到星星，但是这样必然会牵连到你。他们暂时还希望你继续做护理员，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失去这个机会，我知道你想要了解更多有趣的事物，那么这个前提就是活着。我希望你能活下去。
⽽且，我的本体正在等待着⼀颗⼼脏。如果我离开的话，他就会死。这不是⼀道⼆选⼀的题⽬，⽽是是与否。我曾经和你提起过那个和我长得很像，甚⾄也留着长发的年迈的科学家。我曾经很偶然的知道他的⼀些信息，然⽽在接到第三次捐献通知的时候才彻底确认他就是我的本尊。也许他在年轻的时候将⾃⼰的遗传信息贡献了出来，也许他只是想要给⾃⼰做⼀份备份以备不时之需，这都有可能。然⽽让我感到不解的是他的长发——我⼀直以为那是我⾃⼰的选择。抱歉，我的话语可能有些混乱，但是他应该活下来不是吗？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只是⼀个复制⼈⽽已，⼀个快死了的复制⼈。
何况我能⽣活到现在依靠的是整个社会的资源，所以⽤我的所有器官作为偿还是⼀件合理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这是启明学校教会我的，⽽我也过早的意识到了⼀个极为可怕的问题，那就是启明学校不⼀定教会了我正确的理念。然⽽启明学校又给予了我最初的温暖以及知识，导致我也⽆法全然否认那些概念。
来不及了。
你曾经很多次问过我为什么要做捐献者。在⾔诺死去后我⼀直没
有停⽌过思考为什么要做⼀名护理员的问题。护理员，确实，是⼀份艰难的⼯作，尤其是当你意识到它的苛刻时这份⼯作就变得难以忍耐。护理员被要求捐献时间，捐献者被要求捐献器官，但是除此之外呢？除了捐献之外我们的价值又在那⾥呢？成为护理员意味着没有经历思考，意味着捐献出额外的时间。所以我选择了另外⼀条路。
我想做⼀个普通的⼈。怪⼈也好，爱⼈也好，只要不是⼀具纯粹的⾁体就好。可是离开了学校和农场，我只能通过成为捐献者来达成我⽬的。我不敢断⾔我是否成功。只是，陈寄，请你⼀定要告诉我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陈寄，我希望，⾄少在你眼中我就只是李闻朝，⽽不是⼀个曾经的优秀护理员，⼀个毫⽆⽣机的捐献者，或者⼀个可怜的，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盾之处有困于⾃⼰逻辑的⼈。
这就是所谓的研究报告，你可以把它当做⽇记、⾃传、或者遗书。你当然是作者，你已经构成了它的⼀部分。最准确的说法是，你已经构成了我的⼀部分。⾄于为什么记录，当然不是期待能有别的读者，这只是我⾃私的⼼愿。他们——我在启明学校的同学，在农场认识的同伴，照顾过的所有捐献者——我认识的⼏乎所有⼈都已经死去，只有我的记忆能够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我希望你能记住我，以此来证明我的存在。
我没有⾜够的时间了。我本来没有那么介意⽣死，但是我现在不想死了。你让我重新意识到了活着是⼀件⾮常不错的事情（当然其中也有我⾃⼰的功劳）。也许你会觉得如果我从未了解到这⼀点更好，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很遗憾不能和你继续拥有未来，但是我从来没有为已经拥有的时光后悔过。在这⼀点上我永远感谢你，即便永远从不存在。
我没有想到最后⼀个夜晚我和⾔诺⼀样没有睡着⽽是在完成最后的⼯作。我正坐在床沿上，我⽤左⼿打字已经相当熟练了，我猜你⼤概没有睡着，只是躺在旁边假装⾃⼰正在熟睡。从我这个⾓度看过去，清冷的⽉光偶尔穿云层，透过窗⼦洒在病房的地⾯上，勉强可以算是星光的替代品，也许你⼀会⼉会爬起来看着⽉亮出神，或者继续假装熟睡。⽽我会在写完最后⼀个字的时候回到床铺上，然后等待早晨的到来。希望你不会表现出过度的悲伤，我需要⾜够的勇⽓⾯对死亡。
（真表现出了也没办法，⽽且你看到这段⽂字的时候估计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要是能看到你哭我也算是赚到。⼈之常情，不要为此感到后悔。）
对不起，最后还是没有能够和你⼀起看星星。